“德国文学基金大奖”（Großer Preis des Deutschen Literaturfonds）源自“克拉尼希斯泰纳文学奖”（ Kranichsteiner Literaturpreis），其奖金为五万欧元，是德国奖金最高的文学奖之一。 由比尔特·利皮斯基（Birte Lipinski）、曼努埃拉·莱夏特（Manuela Reichart）、汉斯·蒂尔（Hans Thill）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给出了如下的颁奖理由：

“她的作品无所不包，展现了她卓越的创作才华：她能够驾驭丰富多样的文学体裁，并往往能以简洁的文字成功传递视角、构建故事并营造氛围。在她最新的长篇小说《肮脏的妻子》（Die schmutzige Frau）中，她以新颖的方式探讨了作家的工作本身。小说主要描写了一位在经济上依赖丈夫的女作家，作者在这个诗体化的故事之中穿插了短小的诗文，从而在严谨性和叙事流畅性、写作和虚构的处理上开创了一套独特的玩法。读者只能从女主人公的视角出发解读故事情节，这种不可靠的、且往往含糊多义的叙述令故事充满了张力，而且它也比任何确凿无疑的主张更贴近生活的‘真相’。

她的散文集，如《恐惧的词典》（Lexikon der Angst）和《爱的词典》（Lexikon der Liebe），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她优秀的长篇小说以出人意料的切入点、不断切换的人物视角为长，总能一次又一次地令我们惊叹。

在小说《您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崭新的》（Alles was Sie sehen ist neu）中，众多第一人称叙述者一点一滴地拼凑出主人公的形象，但《霸凌》（Mobbing）又体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叙事手法：尽管书中的妻子所知甚少，却能通过讲述填补所有缺失的线索。

此外，安妮特·佩恩特为其角色设置了丰富的层次，并彻底拒斥了陈词滥调。我们会在阅读中惊讶地注意到作者那寥寥数语所达到的深刻效果，以及她对角色无比精准的刻画。从《致查理的信》（Briefe an Charly）中的痴情与失落，到《海龟之家》（Haus der Schildkröten）中的衰老与死亡，她总在书写人际关系的心理图谱。

她的故事以最杰出的方式挑战了我们的认知：凭借形式和内容。为了表彰她的全部作品，也为了表达对其最新作《肮脏的妻子》的崇高敬意，评审委员会将德国文学基金大奖授予安妮特·佩恩特。”

关于作家安妮特·佩恩特

安妮特·佩恩特（Annette Pehnt），1976年出生于科隆，曾在爱尔兰、苏格兰、澳大利亚以及美国学习与工作。如今她与家人居住在弗莱堡及希尔德斯海姆，并担任了该地区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院的负责人。她于2001年出版了她的首部小说《我必须走了》（Ich muß los），这本小说获得了包括马拉·卡森斯奖（Mara-Cassens-Preis）在内的众多奖项。2002年，她凭借长篇小说《岛屿34》(Insel 34)中的一个片段于克拉根福特（Klagenfurt）获得了评审委员会大奖；2008年，她获得了塔达乌斯·特罗尔奖（Thaddäus-Troll-Preis），并收获了威斯巴登高等专业学院的诗学讲师职位； 2009年，她获得了伊塔洛·斯韦沃奖（Italo Svevo-Preis）。2011年，她的小说《附近的编年史》（Chronik der Nähe）出版，同年她获得了索洛图恩文学奖（Solothurner Literaturpreis）及赫尔曼·黑塞奖（Hermann Hesse Preis）。2013年，她的散文集《恐惧的词典》出版，2014年，她联合编校了论文集《未成文书籍的图书馆》（Die Bibliothek der ungeschriebenen Bücher）。此外，她还创作了包括《闷闷熊与好朋友》（Der Bärbeiß）在内的多部童书。她最新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您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崭新的》。

关于《肮脏的妻子》（Die schmutzige Frau）

一部迷雾重重、发人深省的长篇小说，探讨了一段婚姻及其所引发的本质后果。
一个男人为她的妻子买了一套能够俯瞰整个城市风景的高级公寓。他让她在那里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并追求自己的爱好。但整件事却有一个隐蔽的后果：妻子再也无法离开这间公寓。“我在这上方不需要任何人，不需要情人，不需要未来，当然也完全不需要我的丈夫”，她倔强地说。现在，她孤身一人待在城市的上空，迷失在自己的欲望和幻想中，而她的丈夫则完全遵照着自己的兴趣行动。

对话安妮特·佩恩特

您在写作时绝对无法放弃什么？

佩恩特：我总是在一只狗的陪伴下写作，我无法想象自己在没有它的情况下写作。

有没有哪些作家是从您写作生涯的一开始就陪伴着您，并一直走到今天的？
佩恩特：事实上，我总是不断重读一些特定作家的作品，他们深深地吸引着我，俘获了我，并颠覆了我的认知。我读他们的作品，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写作，我读的作家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琼·狄迪恩和弗里德里克·梅罗克。

在多年的自由作家生涯后，您又接任了希尔德斯海姆大学的教职，专注于文学创作的教学。这份工作是否为您带来了内心的平静？它对您的工作有帮助吗？它会不会影响您的创作？

佩恩特：这份工作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候我很难找到空闲继续写作。然而，我认为，与年轻作家共事能带给我无数启发，我们始终在探索新的写作手法，并持续地展开文本对话。同时，一份稳定的收入当然能让人感到非常安心。

您在希尔德斯海姆对新文学的研究是否影响了您自己的创作？或者是您看待自己作品的方式？

佩恩特：绝对的！很多年轻作家正非常激进地挑战着传统的写作方式。他们以一种崭新的、批判性的目光看待文学产业。我学习了他们的观点；所以我当然也不得不经常质疑我自己。

您的首部长篇小说出版于2001年。而您的新作《肮脏的妻子》也与您的处女作《我必须走了》很相似，两者都以非常规的情感关系为题。您为什么会如此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

佩恩特：在这个题材之上，建构着我们的相处方式、我们的生平遭遇、我们的渺小生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话题。它能够映照出我们的一切：我们如何对话、我们如何爱、我们憎恨谁、期待什么、我们害怕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死去。

您的叙述者被她的丈夫安置在一间公寓中，他的丈夫宣称这是为了让她安心地追求自己的写作事业。而她所写的都是她认识的人。所有的创作都是自传吗？还是对自身经历的虚构？

佩恩特：事实上，读者并不知道，她是否认识她所写的角色，或者她是否虚构了那些角色。或许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给出的部分回答了。我觉得我们在故事里总会写入我们自己的经历，因此，这部分是必然存在的。尽管如此，我们仍旧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或多或少地倚仗自己的生命经验，或者选择脱离我们的生命、去寻找其他可能性或创造截然不同的世界。我认为，正是这种选择的自由造就了写作的魅力，因为在文学的世界中，我们不会被局限在我们自己的故事中，相反，我们可以借助文字，踏上一场探索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