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主题图书——德国书业的答卷
2021-06-22














当尘埃落定,未来将会怎样? 在德国图书市场上,一场文学辩论如火如荼,探讨疫情带给我们的启示,帮助我们营造更好的政治生态,打造不同的社会,发展更现代的经济。

在建筑师弗里德里希·冯·鲍里斯(Friedrich von Borries)和城市规划师本杰明·卡斯滕(Benjamin Kasten)的著作《未来城市》中,他们所设想的未来城市与而今购物街和历史街区大杂烩的情形大为不同——更公平、更绿色,在政治化的“全球大都市”内建立国际联结。他们认为:城市化是必然趋势,但城市地区需要被更好地设计。当他们的书首次出版时,“corona”除了作为一个啤酒品牌外,还不为人所知。




我们将何去何从?

当第三波新冠疫情席卷德国,新冠病毒显然已经以从前无法想象的速度和程度改变了城市生活和城市本身,虽然类似情形在《十日谈》和《鼠疫》中早已被预言。一组数字触目惊心:仅2020年一年,德国就有约17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3万人死于新冠,约600万人不得不离岗,依靠国家资助。德国的情况实际上比其他许多国家要好,但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惊心的数字背后是德国在第一波疫情中看似一切尽在掌握中。正如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2020年3月所言,这是我们自二战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包括财政方面的挑战。德国再添22亿欧元的债务,且这座债务大山还在不断扩大。

“我们该何去何从?” 在德国图书市场中,人们已经开始尝试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德国会将这一挑战视为机遇吗?德国比其他许多国家更顺利地度过金融危机,能否以此为契机,在关键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制定新的方针?



《后疫情时代:危机如何改变社会、思维与行为》 的作者马蒂亚斯.霍克斯(Matthias Horx)是德语界最重要的未来学家和趋势研究人员之一,他坚信:没有什么比社会经历更能成为变革的催化剂。“危机往往会让我们了解环绕我们、引领我们、支持我们的体系。” 他如是说。此外,他预测:人们将开始质疑自己旧的行为模式,并萌生新的观念。这也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尽管德国的医疗体系最初似乎已经做好了应对疫情的准备,但它也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多年来,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但对此还鲜少采取行动。

从事护士工作20多年的迈克·施泰德尔(Michael Steidl)和记者法比安·马尔谢(Fabian Marcher)在他们的合著作品《因为没有我们是不行的》 中谈到了这个问题,生动地描述了一家大医院急诊科的日常运作,以及医护人员短缺、压力和加班的影响。

但是心脏外科医生乌梅斯·阿鲁纳吉里娜和多丽丝·门德维奇(Doris Mendlewitsch )在他们合著的《迷惘的病人》一书中认为:解决办法不能仅仅是雇佣更多的医护人员。问题远不止于此。长期以来,(享誉世界的)德国医疗体系并没有优先考虑患者及其治愈过程,而是重在提高效益。“主要考虑的是钱,而不是人。” 乌梅斯指出,而这种情况需要改变。期待从疫情中生发出一个新世界——这是许多作者不约而同选择的主题,其中也包括经济分析师——尽管目前债台高筑。

如何拯救我们的经济?德国知名经济学家克莱门斯·福斯特(Clemens Fuest)在他的同名著作《如何拯救我们的经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出路》中探讨了这一问题。


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

当我们仍深受疫情困扰时,福斯特不会落入提供结论性答案或提出明确主张的陷阱。他承认,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但是,我们在应对疫情方面也有结构性优势,这正是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所缺乏的——比如欧盟成员国迄今为止始终携手同行,而非相互对立。就像我们从关于7500亿欧元复苏计划和订购疫苗的冗长讨论中看到的那样,这也需要时间。

与此同时,这显然不会是最后一场危机,且这类危机的发生日益频繁——无论是大流行病、金融危机还是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给民主的制度结构带来压力,对德国而言更是如此,德国联邦议会和各地区议会将于今秋举行选举。政府应对疫情的表现将是这些竞选活动的试金石,2020年发生的抗议活动就是例证。人们很难忘记反对德国政府新冠肺炎防控措施的“横向思维运动”(Querdenken)支持者是如何强行进入国会大厦的,尤其是在今年1月特朗普支持者在华盛顿袭击国会大厦之后。“横向思维运动”所鼓吹的那些疯狂的阴谋论从何而来,又如何变得如此盛行?民主如何自我捍卫,并与时俱进,从而应对当今世界日益增加的危机?


危机? 什么危机?

宗教学者、政治学家迈克尔·布鲁姆(Michael Blume)运营着一个获奖的科学博客,长期关注阴谋论的出现。他发出警示:历史证明,没有人能对这些传言免疫。此外,他还研究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哲学家的应对方式。

但仅仅教育和控制阴谋论者是不够的。正如奥地利政治学家塔玛拉·埃斯(Tamara Ehs)在她所著的《危机民主》中所阐释的,民主还需要以其它方式积极作为。从议会议事程序到职员参与公司决策,民主过程的数字化不会在疫情结束后就消失。这意味着什么?随着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被越来越迅速地敲定,我们如何保障足够的透明度和公民参与等重要条件?埃斯还将目光投向了欧洲邻国,以寻求一种能够抵御危机的民主。为何不像芬兰那样,在议会中设立一个“未来委员会”作为智囊团呢?

但随着疫情的肆虐,我们不得不再等一等,等待这些想法和分析被付诸行动。在此之前,我们必须践行一项在个人和政治层面都十分古老传统而又非常现代的技能——团结。这是疫情中最先兴起的:突然间,一袋袋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用品被挂在栅栏上;人们主动帮助完全陌生的邻居;出租车司机免费接送护理人员;大量关于数字学习的想法在线上分享。早在2019年,社会学家海因茨·布德(Heinz Bude)就发现德国社会中有一种新的团结感,一种人们真正关心大局的感觉,他在《团结》一书中描述了这种感觉,并得出结论:团结是唯一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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